作为全球心血管疾病领域的“第一大风险因素”,高血压长期以来被视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其不仅是心脑血管事件(如脑卒中、心肌梗死)与肾脏损害的核心诱因,更以“综合征”的复杂面貌呈现,往往叠加肥胖、代谢异常、盐敏感等多重危险因素,使得传统“以降压为唯一目标”的诊疗模式面临严峻挑战。
作为全球心血管疾病领域的“第一大风险因素”,高血压长期以来被视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其不仅是心脑血管事件(如脑卒中、心肌梗死)与肾脏损害的核心诱因,更以“综合征”的复杂面貌呈现,往往叠加肥胖、代谢异常、盐敏感等多重危险因素,使得传统“以降压为唯一目标”的诊疗模式面临严峻挑战。
在第36届长城心脏病学大会(GW-ICC 2025)暨亚洲心脏大会2025(AHS 2025)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百姓健康频道(CHTV)联合医学论坛网,对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张宇清教授进行了专访。
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教授在高血压的临床治疗和研究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本次采访聚焦于高血压精准治疗的核心挑战、溯源病因与精准管理的重要性、肥胖与高血压共病管理的协同策略、精准评估TTR(血压在目标范围内时间)以优化治疗策略、新技术与新药物的临床应用前景等多个方面。

高血压精准治疗的核心挑战:突破表型认知,探索病因本质
高血压作为心血管领域的重要综合征,长期以来被视为“多因素叠加的风险载体”。张宇清教授指出,高血压并非孤立的疾病,而是往往合并多种危险因素、器官损害及临床疾病,血压升高只是其外在表现。这种复杂性使得精准治疗面临多重挑战。
首先,血压指标的连续性特征增加了疾病界定的难度。血压水平与心脑肾血管事件呈连续性正相关,不存在绝对的“正常与异常”分界点,这打破了传统“非黑即白”的疾病认知。其次,病因的多样性与动态变化构成了核心挑战。继发性高血压的病因已发现上百种,而占比90%以上的原发性高血压,其遗传因素涉及数千种基因,但单个基因对血压变异的解释力不足1毫米汞柱,基因改造在临床层面不具可行性。
更为关键的是,病因谱的时代变迁要求诊疗思路不断调整。50年前中国极少出现的肥胖问题,如今在成年人群中的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已超过50%,成为高血压的重要致病因素。同时,盐敏感、代谢异常等表型差异也使得个体对血压升高的耐受度和致病权重各不相同。张宇清教授强调,高血压精准治疗的核心并非单纯追求“降压数值”,而是要从表型出发,追溯上游病因,实现从“对症降压”到“对因治疗”的转变,这一探索过程仍需持续深化。
病因溯源与精准管理:高血压诊疗的根本转向
1.病因溯源的核心价值
张宇清教授明确指出,病因溯源是当前高血压诊疗的根本问题,其重要性源于治疗目标的本质要求。高血压治疗的终极目标是减少心脑血管、肾脏等靶器官事件,延长患者寿命,而非单纯降低血压数值。随着血压诊断标准的争议与调整(如部分观点提议将诊断阈值从140毫米汞柱下调至130毫米汞柱),仅靠“降压”单一维度已无法充分评估患者风险。
在血压处于130-140毫米汞柱这一区间时,致病因素的权重显著增加,肥胖、高盐饮食、动脉硬化等因素与血压升高本身的归因风险差距缩小。此时,若仅聚焦于血压数值降低,可能忽视了疾病的根本诱因,导致治疗效果不佳或预后不良。因此,病因溯源是实现风险精准分层、优化治疗策略的前提,能够让治疗更具针对性,从源头降低靶器官损害风险。
2.病因溯源的现实可行性
近年来,医疗技术的普及与医保政策的支持为病因溯源提供了坚实基础。例如,过去仅能在三级医院或专科医院开展的醛固酮检测等项目,如今在县域医院已广泛普及,检测费用大幅降低且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这种条件的改善,使得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原发性高血压的病因梳理成为常规诊疗环节,不再受限于医疗资源的地域差异。
张宇清教授强调,高血压“无因可寻”的认知已不符合临床实际,所有高血压都存在潜在病因,只是不同时代的病因构成有所差异。临床医生应主动转变思路,将病因溯源作为诊疗的常规步骤,结合患者的年龄、体重、生活习惯、合并疾病等多方面因素,构建个体化的病因评估体系,为精准管理提供依据。
3.肥胖与高血压共病的协同管理策略
针对临床常见的肥胖合并高血压人群,尤其是年轻患者,张宇清教授提出了“减重与降压协同”的管理理念。肥胖与高血压的关联可能是直接病因关系,也可能是并存危险因素,但无论何种情况,减重都是实现血压达标与长期预后改善的关键措施。
临床研究证实,体重降低与血压下降呈显著相关性,总体而言每降低1千克体重,血压约下降1毫米汞柱,且基线体重与体脂率越高,减重对血压的改善效果越明显。对于合并肥胖的年轻高血压患者,若不有效控制体重,往往会发展为难治性高血压,增加药物治疗难度。因此,体重管理应作为该人群血压控制的核心手段,其目标不仅是减少血压数值的波动,更在于降低药物使用剂量与种类,通过减重实现从3-4种降压药物联合使用,减少至1-2种即可稳定控制血压,使降压治疗由难转易,这是共病管理的重要目标。
同时,张宇清教授提醒,共病管理需避免“单一维度”思维,在强调减重的同时,仍需结合饮食调控(如限制高盐摄入)、运动干预等生活方式管理,必要时联合长效降压药物,形成多维度协同策略,以实现最佳长期预后。
治疗评估优化与技术药物创新:精准治疗的实践路径
1.TTR评估:血压管理的新维度
近年来,国内外新版指南(如2024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3年欧洲高血压管理指南)均将 TTR(血压在目标范围内的时间)纳入治疗评估标准。张宇清教授解释,TTR 是指患者血压处于目标范围的时长占比,该指标与心血管良好预后呈显著正相关,其核心价值在于强调“血压稳定达标”而非“单次达标”。
2023年欧洲高血压指南明确TTR的收缩压目标范围为120-140毫米汞柱,中国相关专家共识也强调“达标时长”的重要性,即使血压仅稳定控制在140毫米汞柱以下,患者的心血管预后也会显著改善。实现精准TTR评估需满足两个关键条件:一是建立完善的随访体系,通过规律随访获取长期血压数据;二是强化血压监测,结合长效降压药物与危险因素综合管理,确保血压持续处于目标范围。
张宇清教授特别指出,TTR评估的本质是“管理体系的胜利”。国内外登记注册研究显示,规律随访的患者血压控制率普遍较高,这并非单纯依赖药物疗效,而是随访体系带来的综合管理效果,包括患者依从性提升、危险因素及时干预、治疗方案动态调整等。因此,TTR不仅是一个评估指标,更是推动高血压规范化管理的重要工具,其落地需要医疗机构、医生与患者的协同配合。
2.新技术与新药物的应用平衡
在高血压治疗的技术与药物创新领域,张宇清教授结合亚太高血压指南药物治疗部分的撰写经验,提出了“传统药物为基础、新型药物补短板、未来方向精准化”的发展思路。
传统降压药物包括利尿剂、β受体阻滞剂、RAS抑制剂、钙拮抗剂等六大类,其核心优势是普适性强、疗效确切,能有效降低血压并减少心血管事件,尤其适用于无禁忌证的广大高血压人群。新型降压药物如醛固酮合酶抑制剂、双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小干扰RNA药物等,降压效果显著,但多聚焦于难治性高血压或特定表型人群,且部分药物需基于真实世界研究进一步验证安全性与长期疗效。
未来药物开发的核心方向是“病因导向的精准化”,不再局限于血压数值的降低,而是针对血压升高的核心机制进行干预。例如,改善代谢类药物虽非专门为降压开发,却能通过排钠、改善夜间血压、调节代谢等多效性作用,在肥胖合并高血压等特定人群中实现血压控制与预后改善的双重目标。张宇清教授强调,新型药物与技术的应用需避免“盲目追捧”,应结合患者病因与表型个体化选择,与传统药物、生活方式干预形成互补。
3.人工智能与临床实践的融合边界
本次长城会的一大亮点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心血管领域的广泛应用,张宇清教授对此既肯定又保持理性。他认为,人工智能为医疗带来了诸多便利,如影像学诊断优化、慢病管理效率提升等,但其应用必须“回归疾病管理本源”,不能背离个体化原则。
人工智能的核心价值是“辅助诊疗”而非“替代医生”。其技术依据源于既往临床研究数据,通过优化统计方法与软硬件支撑,为医生提供决策参考,但无法替代医生对患者个体差异的判断,如病因复杂的高血压患者,需结合临床症状、合并疾病、生活习惯等多方面因素制定方案,这一过程仍需医生的专业经验与人文关怀。
此外,张宇清教授提醒同行,面对人工智能相关研究与顶刊论文,需保持批判性思维。当前部分高血压领域的开放性研究存在操作偏倚风险,而代谢领域研究普遍采用的随机对照、双盲设计更具可靠性。因此,应避免“迷信顶刊”,关注研究设计的严谨性与临床实践的契合度,让技术创新真正服务于患者。
专家寄语:破除顶刊膜拜思维,临床研究与实践的双重担当
针对医疗同仁,张宇清教授提出两点核心建议:一是把握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以“辅助诊疗”为定位,坚守疾病管理的个体化与本源原则;二是理性看待临床研究,深入分析研究设计细节,避免盲目照搬顶刊结果,注重研究结论与临床实践的一致性。
对于广大高血压患者,张宇清教授表示:高血压是可防可治的疾病,其管理核心是“早发现、早溯源、早干预”。患者应重视定期血压监测,主动配合医生进行病因筛查,避免单纯依赖药物而忽视生活方式调整(如减重、限盐、规律运动);同时,需建立长期随访意识,积极参与规范化管理,通过医患协同实现血压稳定达标,降低靶器官损害风险。
结语
通过本次采访,我们可以看到高血压精准治疗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但也可以看到科技进步和医学发展带来的希望和机遇,让我们对高血压治疗的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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